姚志刚和杜小兰律师自担任G某涉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的辩护律师以来，前后会见当事人近20余次。该案历经一审，二审后发回重审。发回重审后历经多次补充侦查，组织开庭审理两次，目前该阶段已审结，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，依法采纳了两位辩护律师提出的主要辩护观点和意见,刑期由5年以上降为了5年以下，最终G某被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。
一、人民法院采纳了辩护人提出的“应对取证不合法的这部分下线人数予以扣减”的辩护意见。
公诉方在最初的起诉书中指控G某发展下线7层132人，辩护律师经阅卷分析后认为，在案证据中的证人证言陈述过于雷同，可能存在取证不合法的情况。于是，姚志刚律师通过电话联系涉案证人逐一进行核实了解情况，发现本案取证时存在“证人录口供未分别进行”以及所说与所记载的内容不一致、做笔录实际地点与笔录记载地址不一致等违法取证的情况。辩护人将相关录音证据整理后提交法庭，提出违法取证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，并应对相关下线人数予以扣减。最终，该辩护意见被采纳，并在第二次开庭前对指控人数进行了扣减和变更，由132人减少至115人。
另外，针对人数问题，两位辩护人还提出本案并无后台数据等客观证据，而仅以大量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来作为指控下线人数的关键证据。但其中有30余人仅为单方指控，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，不能予以认定。最终，法院判决采纳了辩护人的上述意见，将在案有效证据不能认定的36人予以了扣减，最终认定下限人数为79人。
二、人民法院采纳了辩护人提出的“G某在整个传销体系中属于从犯”的辩护意见。
具体辩护意见如下：
G某
(一)据G某所述，他们家庭参与了五福fcf平台投资，H某和她要了丈夫的信息进行了注册，不是她的信息注的册。刚开始才加入的时候，都是H某在操作账户，后来才是她自己在操作，操作也都只是转提取积分。公诉方指控G某积极、大量发展下线，与事实不符。
(二)根据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刑法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重点强调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，一是“拉人头”发展人数，二是骗取财物。除此之外的参与开会、参加活动、参与聚餐、帮助购买积分等行为，应当只是一种帮助行为，而非是实行行为。
(三)G某并没有骗取他人财物的主观意图，也没有积极主动的去发展会员。但不可否认G某在五福fcf平台推广的过程中，积极参与了平台组织的会议和各项活动，也在群里积极的转发了消息，参与了会员之间的聚餐，以及帮助购买积分等行为。这些活动并非G某主导和策划，但她有积极的响应和参加。
公诉方指控的在安州发展的会员7层115人，是五福fcf平台在X某的带领下，H某的推动下，各种官方电视台报道、名人站台宣传，以及这115人中的各个积极参加者，共同的行为发展而成。
G某作为积极参加者中的一员，为平台的扩大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，也为H某、X某等核心成员发展会员起到了一定的协助作用，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属于从属地位。
虽然该组织发起、策划、操纵者尚未归案或尚未依法审判，但根据案件事实情况，可以认定G某相较于他们而言的从属地位，认定其属于从犯。(参考案例：2016赣0323刑初93号、2018赣0323刑初33号，庭前已提交)
G某被控收取传销资金489万余元，辩护人认为该行为是客观存在的，但只是为fcf平台以及H某收取资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，且并无证据证明G某从中获得了实际收益。
1.根据在案证据显示，G某在帮助购买积分的过程中，并没有获益。
这489万余元并不是G某发展会员的注册资金，而是老会员积分的流转和变现，G某在其中只是提供了一定的帮助。
通过G某的供述以及XX银行流水中也有向XX的资金往来可以看出，并不是只有G某才能向XX购买积分，XX等人也都可以自己向XX购买，由此可知，G某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是不可替代的。
(五)即使按照公诉方指控的115人，489万余元，对于一个全国性质扩散范围极其广泛的五福fcf传销体系而言，无论是人员还是金额，都只是沧海一粟，而和G某一样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数不胜数，如都认定为主犯，将有违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，更违背了立法的初衷，和打击的重点。
因此，辩护人认为结合G某在整个事件中的协助作用和从属地位，认定为从犯更为适宜。
综上，虽辩护人提出希望对G某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未被采纳，最终刑期和家属期待的有所差异，但本案整体上取得了较好的辩护效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