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刑事审判的庭审中，法庭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让证人出庭作证的，那对证人证言的有效质证，对辩护人来说是一件难事。因为你审查的就是那几页纸，一是看有没有程序上的毛病;二是看其前后是否矛盾?与他人内容是否矛盾?与客观证据是否矛盾?是否符合常知、常情、常理?是否是有猜测性?等等。
对于以上两点，程序问题早已格式化、模板化，很难再找出更多的毛病，即便是有，出个“情况说明”就解决了;关于各种矛盾的问题，公诉人一句万能话术“由于时间较长，记忆偏差是合理的”就“化解”了。
至于证人证言是如何形成的?辩护人不得而知。因为一般的案件，法律没有强制要求对证人作笔录一定要录音录像。
笔者办理了一起涉众型案件，因“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”后，侦查机关补侦两月找了50余人作笔录(公诉机关有没有指导不清楚)，证明我的当事人是某公司某地区的团队长，故构成犯罪。说实在的，侦查机关是花了大力气来干这件事。辩护人对于这50余份证言的质证，想要有新的突破，不从证言的来源着手，当事人定罪并量重刑(第二档刑期)是铁板定钉的事。
怎么办?劝当事人认罪?还是去找这50余个证人核实内容的真伪?纠结啊!万一有风险呢?相信很多律师都听过这句话：“学法律最好不要做律师，做律师最好不要做刑事律师，做刑事律师最好不要去取证，去取证最好不要去取证人证言”。
经过再次会见，当事人非常笃定，说这些证人证言不真实，这也增强了我要去找这些证人核实的信心!!说干就干，交了延期审理一个月的申请书后(法院同意了)，拿起电话就一一给这些证人打电话并录音。不打不知道，一打吓一跳!
经过近两个星期的工作后，我整理了核实的情况，证人证言形成中有以下问题：
一、“电话询问”变成“现场询问”的情况
有证人在外地打工，侦查人员打了电话并记录，后发电子版给证人，让其签名后邮回办案单位。但笔录隐去了这部份情况，显示仍然是在办案中心作的笔录。
二、多名证人“混同”取证的情况
多名证人谈到，侦查人员将7、8个证人叫在一个茶楼的大包间内一起作笔录，也有将几个人同时叫到一个烧烤店内共同作笔录的情况。经律师整理证人笔录发现，的确有几位证人作证时间是重合的，还有几位证人作证时间用笔进行了修改。
三、存在诱供、骗供、指供的情况
有证人说，我不清楚谁是团队长，侦查人员就讲，我们已查清楚了就是他，证人笔录就记成了我当事人是团队长。
有证人说，我不清楚谁是团队长，侦查人员就拿出一张图表说，你看有证据证明他就是团队长，证人笔录就记成了我当事人是团队长。
有证人说，他不是团队长，侦查人员就说，他是不是团队长不是你说了算，以我们侦查为准，证人笔录就记成了我当事人是团队长。
有证人说，我不清楚谁是团队长，你这地方记错了修改一下嘛，侦查人员就说，不影响哈你签字就可以了，证人笔录就记成了我当事人是团队长。
四、有证人“不看内容”就签字的情况
因为大部分证人系老年人，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钱能不能追回来，并不关心侦查人员取证的问题，因为侦查人员还给了他们一线希望，让签字就签字，说其并没有看内容。
辩护人打电话问侦查人员取证情况时，他们也不会管我是谁的律师，最关心的是问律师钱能不能追回来。
五、“有利当事人的证言”没记录的情况
有证人说，我的当事人也投了几十万元，是受害人，他平常喜欢帮大家的忙，性格乐观。当投资平台关闭后，他还带领大家一起维权，但这样内容侦查人员并没有记录。
六、“辩认”变“指认”的情况
有证人辩认我的当事人时，辩认错了，侦查人员就直接说，认错了，某某号才是。
七、“两人取证”变成“两人签名”
有证人明确告诉律师，其在某某派出所接受询问时，只有一位民警，但辩护律师在看其证言时，询问笔录上是两位民警的签名。
八、“基本相符”留伏笔
有一位年轻小伙子，自己将身份证借给其父亲用于在平台投资，他完全不清楚平台的情况，民警没有找其父亲做笔录。民警可能是为了让笔录与平台登记身份信息一致，直接给小伙子作了笔录，他担心所说与所记不一致会受到良心的惩罚，故在最后写：以上笔录我看过，与我说的“基本相符”，而不是按要求写“与我说的一致”。经辩护律师仔细查看，还真是这样写的。
针对上述侦查机关如此多的违法取证情况，如果律师不去询问，肯定发现不了。因此，建议咱们辩护律师对某些案件(特别是涉众型、平台型案件)要做无罪辩护时，对其相关的证人，还是非常有必要去核实内容的真实性，以及侦查人员取证过程的合法性。
那为什么侦查机关敢如此大胆地违法取证呢?我想是来自于两个相信：一是相信辩护律师不会冒着风险去找证人核实，因为有刑法第306条悬在头上;二是相信公诉人、法官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让证人出庭作证。
因此，咱们辩护律师，应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必要时可以去找证人核实相关情况，只要做到客观公正，不误导、不引诱证人，并做好录音录像。这样让你的质证更有力量!这样你的辩护也才会更有力量!
至于结果，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。
